唐代名臣房玄龄、郭子仪是叙利亚景教信徒？
景教的十字与莲花
景教，是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一种属于基督教的异端“聂斯脱里教派”。该教派基督教史家认为属于东方亚述教会，起源于今日叙利亚，常被国内论者视为最早进入中国传布的基督教派。
必须指出，景教其实不属于基督教正统和主流，而是长期被教廷禁绝传播的东方异端教派。景教始创人为叙利亚人聂斯脱里（Nestorius， 380年~451年）。他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和耶稣作为神灵膜拜。在其教义中多有异端见解，并且吸纳中东地区自古以来的光明教崇拜。
428年，聂斯脱里出任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受到恪守正统的埃及亚历山大主教奚利尔（Cyrillus of A lexandria）的猛烈抨击。
公元431年，基督教以弗所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开，聂氏被革除主教职务，其教派亦被定为异端，禁止传布，晚年客死埃及。此后景教转入地下，作为一种神秘教派继续传播。
5世纪末，景教迁往波斯，先后以Chaldea 或亚述教会名义继续传教，大本营一度设立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盛极一时。
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等地，至六世纪末，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初唐时期（公元七世纪），景教传入中国，民间以“景教”命名，“景”是指崇拜光明、日光之意。
景教在唐代历经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
到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下令“灭佛”废除佛教，波及景教，以后遂转入地下，逐渐衰息。但直到今天景教在香港及东南亚仍有教徒。
【唐代名臣房玄龄、郭子仪都是景教信徒】
据《正教奉褒》记：“唐代奉景教者遍于朝野，以汾阳王郭子仪、梁国公房玄龄为士大夫中最著名者。”
又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唐太宗贞观9年（635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由大秦国（东罗马帝国）来长安传教。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到西郊去欢迎。
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座教堂，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用于安顿景教教士。 高宗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在长安、洛阳、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
三年后，由唐太宗下诏，说这个宗教对于社会和世道人心，都有裨益，应该让它在天下通行（济物利世，宜行天下）。并在义坊街造一所教堂（大秦寺）。大秦寺里住有21位传教士。由于奉旨公开传教，结果：“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碑文说：中唐时期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也是虔诚教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能散禄赐，不积于家。更效景门，依仁施利。馁者来而食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
碑文所提到的房玄龄，是唐初年著名良相、谋臣，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跟随秦王十年艰辛征战；是饱学之士，辅佐太宗二十载稳任首宰。郭子仪，是安史之乱后中唐的中兴名将，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太原。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累迁至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又平定仆固怀恩叛乱，并说服回纥酋长，共破吐蕃，朝廷赖以为安。后来功成身退，是唐代名将。
【叙利亚景教在唐朝的传布与消亡】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批准在长安兴建寺庙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
初唐以后二百余年间，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历代皇帝的支持与保护，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全国信徒20余万人。
唐高宗时，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武则天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击，景教教士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并得景僧阿罗撼将景教教义佛化，使武后大悦，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
唐肃宗时，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景僧伊斯效力中兴大臣郭子仪，遂使郭氏也受影响而敬信景教。伊斯“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军功卓著，被朝廷封赏，赐紫衣袈裟。
唐代宗、德宗亦弘护景教。而当时教会已遍布全国，除两京外，灵武、成都、广州等地都有大秦寺。
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拜火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关于大唐景教碑】
明朝天启五年（1625），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传教士轰动。
唐德宗建中年间，波斯人景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景净，是来自于波斯的叙利亚人，生长在唐朝，汉文很好。大唐景教碑书写人为吕秀岩，作者是景净。碑上的叙利亚文碑记记载，景净是“叙利亚省主教Korepiskopa，兼中国总监督”。他学识渊博，翻译了叙利亚文经书32卷，包括福音书、保罗书信、诗篇以及祈祷书等。对佛教、道教也有深入研究。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作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分序和颂两部分，文中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其中包涵了三位一体、神造世界、原罪、救恩、道成肉身、福音使命、新约圣经、教会、宗教生活等内容。并叙述了景教自太宗九年至建中二年140多年的历史。
景净先前参加过佛经翻译工作，所以景教碑中有不少地方用佛教词语来表述基督教的内容。例如圣经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可是摩距辞法王、约翰唤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叫作“僧”。上帝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道教规则以“天尊”称之者。
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实际已经发展成一种综合教（Syncretism）。
碑文记载当时德宗皇帝继位不久，由景教传教士伊斯出钱，景净撰文，建造了这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碑文既纪念了伊斯的功迹，也歌颂了作为基督教东方异端的聂斯多略派传教士在唐朝传教一百五十年的业绩。这块碑是全世界著名的四大石刻之一，号称石刻之王，是中国的国宝级文物，现存西安碑林。梵蒂岗和日本国现在都藏有景教碑的复制品。
作为神秘教派的景教与历史上的祆教、共济会、光明会都有密切关系。
在17世纪以前，无人知道基督教在唐朝时已经传入中国。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西安西南的盩厔〔zhouzhi周至〕(今陕西省周至县)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它告诉人们，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教士确实在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来到中国。这块黑色石碑现存西安陕西省博物馆，碑高2. 36米，宽0. 86米，厚0. 25米，上端刻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十字架，围有一种名“螭”〔chi吃〕的无角之龙，左右配有百合花。碑底和两侧有70位景教教士的古叙利亚文题名。碑额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碑文共32行，1780字，字迹清晰，完好无损。碑文内容分序文和颂词两部分。序文较长，首先简略地叙述基督教基本教义，然后记述了景教自主教阿罗本来华后，在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诸帝优待下的发展经过。颂词较短，用韵文复述序文的梗概，多是对上述六位皇帝的赞颂。在教义方面，碑文对上帝创造万物，人类始祖受撒旦诱惑而堕落，救世主从三位一体中降临人间，为童贞女所生，替世人救赎而受难升天等，都扼要提及，但没有涉及聂斯托利派的基督二性二位说。
碑文作者景净是景教教士，教名亚当，曾任“中国教父”、“乡主教”、“长老”等。其祖父珉□〔li礼〕是由巴尔赫(今阿富汗北部)来到中国的景教教士。其父伊斯是景教的“白衣”教士，在肃宗、代宗、德宗时效力朝廷，曾出任郭子仪的副使，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景净可能自幼长在中国，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公元1866—1945年)发现，唐代的西明寺僧圆照于德宗时所辑《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来自迦毕试(位于喀布尔河流域，今在阿富汗境内)的华严宗高僧般若(一译般剌若)“不闲(娴)胡语(吐火罗语)，复未解唐言”，“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佛教攻击景净既然“传译”，“应传弥尸诃(弥赛亚)教”，“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不应“滥涉”。这件事发生在景教碑建立后数年之内，不但证明景净有译书的名声，而且也说明他与佛教僧侣往来密切。不过，当时基督教尚属初传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术语，因此景净借用了许多佛教甚至道教和儒家经典的术语，阐述基督教教义。这些术语如“阿罗诃”(上帝)、“世尊”(耶稣)、“净风”(圣灵)、“三一妙身”(三位一体)、“弥施诃”(弥赛亚)、“娑殚”(撒旦)、“寺”(教堂)、“僧”(教士)、“上德”(主教)、“佛事”(礼拜弥撒)等，现在均已弃而不用了。
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景教画像复原图
《大秦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和《序听迷诗所经》，都系转述基督宣讲福音的传教之作。《大秦宣元本经》即《尊经》中的《宣元至本经》，在所列经书目录中位列第二，可惜残缺不全，只有首尾40行。经末注明作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志玄安乐经》是“无上一尊弥施诃”(基督)对“岑稳僧伽”(西门彼得)的说教，全部用问答体。以上两经文字与景教碑文相似，可能出自景净手笔。《序听迷诗所经》意即“耶稣基督经”。“序听”应为“序聪”，唐音读作耶稣。“迷诗所”当为“迷诗诃”，即弥赛亚(基督)的音译。该经文字佶屈聱牙，可能是传教初期所作。另一部《一神论》，由《一天论第一》、《喻第二》、《世尊布施论第三》三个小卷集合而成。《一天论第一》是景教的神学阐述，《喻第二》则用种种比喻说明一神论。《世尊(基督)布施论第三》讲的是耶稣的传道活动，大量引述《圣经·新约》内容，其中起首42行，即为《马太福音》第六七章的转述。该经首部残缺，文字艰涩难读，估计也是阿罗本初来中国时的作品。此外还有《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在《尊经》所列诸经目录中简称为《通真经》。有人认为，这是一篇关于耶稣登上高山在门徒面前变形显圣的颂词，事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7章1—9节。篇末注明的日期是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
这些文献和景教碑证明，早在1300多年前基督教曾经传入中国，并且在唐朝活跃过250年之久。至于唐代以前，西方流行的一些传说说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罗马作家阿诺比厄斯于3世纪末写的《斥异端》说，在3世纪以前基督教已在中国传教。16世纪以后，耶稣会教士在印度宣扬，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马，曾从印度转往中国传教，并且建立了教会。这些传说都没有历史依据，不足为信。在中国的史料中《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北魏宣武帝(公元500—515年)时，“佛法经象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卷四：永明寺)这里来自大秦的沙门，有可能是前来传教的景教教士。隋代的一块碑铭《翟突裟墓志》称：“君讳突裟，字簿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裟摩诃，大萨宝。”因勋功，官至除奋武尉，拟通守(相当通守官职)。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卒于洛阳崇业乡嘉善里，享年70岁。突裟译自波斯文tarsa，景教碑中译作达裟，是身穿教服、住在教堂的教士，与在俗人中的“白衣景士”有别。翟突裟有可能是中原地区早期的景教教士，其父裟摩诃大概是北齐或北周时移居山西的中亚突厥人，担任管理经商侨寓的中亚(波斯)移民的官员。萨宝在突厥语中意为“队商首领”，是移居内地的侨民首领，后成为管理祆教徒的官员。隋时各州置萨宝，长安、洛阳两京置大萨宝。裟摩诃任大萨宝，管理中亚的侨民，也有可能是景教徒。上述史料虽然为唐代以前景教的传入提供了线索，但仍不足以断定景教已在中国开始传教。只有唐代景教的活动，通过《佛祖统记》、《僧史略》、《释门正统》等佛教文献和史籍的佐证，才是信而有征的史实。
据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大秦国大德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来到唐朝京都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唐太宗不仅派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而且让阿罗本“翻经书殿，问道禁闱”。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通过翻译的《圣经》，并亲自询问福音的道理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诏令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会要》卷四十九)这个诏令与景教碑碑文记载基本相同，只是碑文称阿罗本为“大秦国大德”，而《唐会要》则称“波斯僧”。古代史官对景教不甚了解，常误认为佛教的一个宗派。唐朝除佛教外有三个外来宗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都来自波斯一带，而且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唐人一时分辨不清，统称为波斯胡教。景教教士最初来自安提阿，多是叙利亚人。唐初聂斯托利派的东方教会，已在波斯帝国盛行多时，皈依的波斯人当不乏其人。6世纪中叶改革东方教会的宗主教马拉巴(公元536—552年)，就是一位改宗的波斯祆教徒。由景教教长伊舒叶赫卜(公元628—643年)派遣来华的阿罗本，也可能是波斯人。
唐高宗(公元650—683年)时，景教有极大的发展。高宗继承太宗的优遇政策，“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并在各州建造景教寺。碑文夸耀说，这时的景教已传播至全国各地，在100座城市建有景教寺。究竟全国建了多少景教寺，景教的传教活动达到多大规模，我们无从稽考，但景教寺的建立必然相当普遍。除了长安、洛阳以外，盩厔、灵武、成都、扬州等地都有建寺的线索可寻。从武后临朝称制到唐睿宗逊位(公元683—712年)，景教受到佛教的排挤和攻击，在变幻不定的宫廷政治中失去支持，一度衰落。公元698年和712年，景教先后在洛阳和长安受到佛教僧侣和儒生的毁谤和耻笑。唐玄宗(公元713—755年)即位后，恢复了唐太宗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政策。景教也不断派教士来华朝贡，千方百计地取悦唐皇，教士也周旋于王公显贵之间，以行医等手段传教。据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册府元龟》卷五四六)。“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唐玄宗)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另外，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冬，玄宗之兄患病，而为他治病的崇一，就是一位精于医道的景教教士。景教碑说，玄宗命令他的兄弟宁国等五王亲至景教寺“建立坛场”，并修复破损的建筑物。天宝初年(公元742年)，他又派内侍大将军高力士，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安置寺内，还“赐绢百匹”。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新主教佶和来华，玄宗召集景教教士罗含、普伦等与佶和同到兴庆宫“修功德”。第二年，玄宗正式下诏将景教寺由波斯寺改名大秦寺，并且“天题寺榜，额载龙书”，有了御笔亲题的匾额。景教在华的传教活动此时达到高潮，景教碑中对玄宗颂扬备至，称“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
景教寺更改名称一事，说明景教摆脱了依附佛教的地位，也不再混迹于波斯胡教之中，是其传教深入的标志。唐太宗下诏为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建造的景教寺原称“波斯寺”。宋朝宋敏求在《长安志》卷十中提到“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在洛阳修善坊建寺也称波斯寺。107年后，即天宝四年(公元745年)9月，唐玄宗下诏说：“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指长安和洛阳)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会要》卷四十九)至于“景教”之名何时开始使用，至今尚不得而知。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诏令称之为“经教”。玄宗天宝四年诏令称为“波斯经教”。唐代流行的称呼还有大秦教和弥尸诃教。直至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建立景教碑时，“景教”这个名称才在碑文中出现。在中外文献中，我们找不到“景教”这个词的出处。碑文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可见“景教”是景教徒对基督教的“强称”。这一称谓当出现在景教寺改名之后。
公元755年冬，安史之乱突发，玄宗仓皇入蜀避难。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肃宗虽然是流亡皇帝，但对景教仍予保护和支持。景教碑说他“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公元762年代宗继位，对景教极为尊崇。景教碑说他“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公元779年代宗死，德宗李适即位。景教碑说他“惟新景命”，即对景教仍然怀有好感。肃宗时，大食、回纥率军入援，景教徒伊斯来到灵武宫廷，充当幕僚和通译，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试殿中监，赐紫袈裟。肃宗任他为同朔方节度副使，供职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麾下，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灵武五郡景寺的重建，伊斯出力颇多。他还“能散禄赐，不积于家”，“依仁施利”，“虔事精供”；每年集合五郡的教士于灵武，虔诚奉行宗教礼仪，举办慈善活动，使景教在陇右、河西一带得以重振旗鼓。景教徒对他在肃宗、代宗和德宗三朝的功绩赞扬不已，“愿刻洪碑，以扬休烈”。于是在公元781年由景净撰文建立景教碑，表彰伊斯，颂扬先驱，记述景教在唐朝传教近150年的经历。
景教碑建立后，历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诸朝，景教大概处于衰落时期。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合天下(大秦、祆教、摩尼)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全唐文》卷七二七)。可见景教虽然取得皇室显贵的支持，但在佛教和道教的竞争下，传教活动的进展极其有限。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8月，唐武宗下诏灭佛，景教同时被禁。当时，“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僧尼耗蠹天下”，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受到影响。诏令下达后，“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新唐书·食货志》)。诏令声称：“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也就是说，这些外来宗教与传统的名教纲常互不相容。同年的中书门下条奏，针对“大秦、穆护等祠”说：“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这次打击对于景教来说确实是致命的，仅过二年，唐宣宗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就收回了“灭教”令，佛教再度复兴，而景教却从此一蹶不振。据10世纪阿拉伯人艾布·赛义德·哈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载，公元878年黄巢攻陷广州时，侨寓城内的基督教徒、犹太人、穆斯林、祆教徒均遭驱杀，景教从此在中国内地绝迹。五代及宋朝中国史籍，再也见不到有关景教的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一位名叫奈吉兰的景教教士，曾奉教会之命与另外五名教士同来中国整顿教务。987年他在巴格达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教徒矣。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归回也。”不过，景教虽在中国内地消失，但在西北边远地区，如在蒙古的乃蛮、克烈、蔑儿乞、汪古等部落，以及畏吾儿、吉利吉斯等民族中继续存在，盛行一时。
景教在唐朝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 自阿罗本主教从波斯来到长安，唐太宗正式下令准许建寺传教后，基督教接连得到唐朝六代皇帝的优待，前后活跃了200多年。最后，由于唐武宗“灭佛”，大秦景教受到牵连，基督教在中国第一次传教终于以失败告终。
1、郭子仪不是叙利亚景教信徒。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锡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含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荣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恐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思之颇黎，布辞憩之金。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恽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虾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这段话其实说的是景教僧伊斯。中间提到“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伊斯“为公爪牙，作军耳目。”
2、汾阳王郭子仪夫人王氏信佛
杨络撰写的《唐汾阳王夫人王氏碑记》：“而夫人蕴高世之度，抱出尘之节，以为致盈必损，理有固然，誓弃浮华，修归(一作皈)正觉。”（然而夫人却有着超脱凡人的气度，认为凡事至极必衰，物极必反，就如月圆后必定有月缺一样，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因此放弃了世俗繁华，晚年皈依佛法。）
“于是损其服玩，斥其爱染，思契理于胜因，将息心于了义，乃舍京城西别业奏置法雄寺，又于法云寺写藏经，修塔院，置经行之室，立禅诵之堂，景福所凭斯焉。”（于是，夫人将所有的衣服首饰悉数捐出，抛弃了世俗的东西，思考世间的因果，将自己的心放在了人间大义之上，之后又将郭氏长安西的产业、别院捐给了法门寺，还曾为法门寺修订藏经，修缮高僧佛塔，在家里也设置了禅室。夫人一辈子得到的荣华富贵也许就是这样修来的吧！）
郭前锋 发表于 2014-7-13 00:11
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景教画像复原图
《大秦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和《序听迷诗所经》，都系转述基 ...
学习了，前锋宗亲；:handshake深入研究辛苦了！ 唐朝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这首资料也算铁证。考古学家挖掘唐朝古墓时也发现了十字架，这都是可考的证据。 唐朝是宗教宽容的时代 皇帝同时拜景教的教堂、佛教的寺庙、道教的楼观都有过，其实跟今天的做法差不多，只要有利于团结稳定的，就是好的:D 本帖最后由 郭昌明 于 2014-7-14 19:41 编辑
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中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写道：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五世纪时创始于叙利亚人聂思脱里，又称聂思脱里派。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即传布于波斯。唐太宗贞观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诏书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天宝时唐玄宗诏书也称“波斯经教”。大秦“景教”之名，不见于中国史籍，或者即是“波斯经教”的改称。明天启时，盩屋大秦寺（景教寺）出土僧景净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后移至西安），碑中说，高宗时准于诸州各置景寺。景教寺院原称波斯寺，天宝时改称大秦寺。诏书说：“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想见景教的传布，早已不限于长安。据景教碑说，肃宗、代宗时，景教仍然得到唐朝皇帝的支持。武宗灭佛时，随同遭到毁灭性的一击。唐未至两宋，景教不再见于中国。
唐穆宗时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三教自西域传来，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中流行，并没有多少唐人信仰它们。这是因为当时佛教盛行，对三教起着抵制的作用。
可见，崇奉景教并不是当时的主流，而主要信仰佛教，否则怎会有唐三藏西天取经深入人心？
且请记住“三教自西域传来，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流行，……” 不敢苟同。。。。。。。，我个人认为是比较荒诞的。。。。:di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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