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創始人:郭述申

郭在权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創始人:郭述申

      郭述申，中共早期党员。土地革命时期，曾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领导军民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后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兼中国工农红军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领导开辟鄂陕边游击根据地。建国后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副书记，中央顾问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八大代表。

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党中央任命的首任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曾任皖西北道委书记，创建和参与领导过红二十七军(任军政委)、红二十八军(任军政委)、红二十五军(任军政治部主任)，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曾遭受数次挫折，险些被杀，但是他对革命的信仰却愈久弥坚，未有丝毫的褪色。他就是杰出的无産阶级革命家--郭述申。

　　积极推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

　　1904年12月27日，郭述申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城关镇一个贫民家庭。他儿时随父在家乡读私塾，1918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922年5月，郭述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同年秋，郭述申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初，郭述申当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教育部部长，开始从事农运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中国革命走向低潮。1927年6月，在白色恐怖猖獗的血雨腥风中，郭述申毅然加入中国共産党。从此，在张太雷、陈潭秋等的领导下，郭述申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1928年初，湖北省委遭到破坏，郭述申受到国民党通缉，处境十分危险。同年春夏之际，他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不久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係。1928年秋，郭述申受党中央派遣赴河南工作，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1929年4月，郭述申任中央巡视员，到豫南、鄂东北巡视工作。

　　鄂豫皖苏区是由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联结而成的。1930年，鄂豫皖边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开闢鄂豫皖的条件成熟了。郭述申结束在鄂豫边、豫东南地区的巡视后，于1930年1月底返回上海向中央彙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听取了郭述申关于大别山革命斗争情况的彙报。2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鄂豫皖边区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阐述了鄂豫皖边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当前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当机立断地作出一系列符合大别山革命斗争发展实际的战略决策和部署，这些措施使鄂豫皖苏区得以迅速形成和发展壮大，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冈、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今属湖北省)、霍邱、寿县、颍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3月8日，中央决定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3月17日，中共中央又给湖北省委发出指示信，决定由郭述申等9人组成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任书记。3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给鄂豫皖边区特委发出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鄂豫皖边区特委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策略路线和工作方针，并对鄂豫皖边特别区的直辖范围作出补充规定。与此同时，周恩来逐个与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干部郭述申(首任特委书记)、许继慎(红一军军长)、熊受暄(红一军政治部主任)谈话，希望他们到鄂豫皖边区迅速贯彻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得到迅速的贯彻。

　　3月下旬，郭述申在黄安北部的箭厂河主持召开会议，宣佈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了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任鄂豫皖边区特区特委书记。郭述申还宣佈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宣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前敌委员会，曹大骏任书记，熊受暄任秘书长；从军到连均设立政治委员；红军的重大行动由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

　　鄂豫皖特委的建立和红一军的组成，把分散在大别山区的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根据地的革命力量统一了起来，标志着鄂豫皖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1年2月，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新的鄂豫皖边区特委，曾中生任书记，郭述申任特委组织部长。5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郭述申担任了分局和省委委员、分局和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担任了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8月，郭述申调任陂孝北县委书记，9月又调任陂安南县委书记。

皖西北道委书记

　　1932年1月，郭述申被任命为皖西北道委书记。皖西根据地所辖19个县，有近5000名地方党员。除在六安、霍山、霍邱、商城4县设立了苏维埃政权外，其馀的英山、合肥等地，还没有条件建立县级政权。由于根据地大多处于山区，土地贫瘠，物资匮乏，农民居住分散，地域闭塞，交通又十分不便，条件极为艰苦。

　　郭述申到达皖西北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开始发起商潢战役。为保证主力红军作战需要，郭述申带领道委一班人全力组织皖西北群众筹粮运粮，收集和运送作战物资。在皖西北人民的全力支援下，红军取得了歼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随后，道委在原来土改的基础上，对尚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发动群众实行「耕者有其田」。随着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农民群众衷心拥护共産党，拥护边区人民政府。不久，建立了8个县级政权，道区范围扩展到淮河边，形成东西约3000余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使皖西北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鄂豫皖根据地大部分丧失。10月12日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馀人越过平汉线，仓促西进。危急时刻，留在皖西坚持斗争的郭述申召集东路游击司令刘士奇、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等在英山土门潭举行会议。会上，郭述申宣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撤销皖西北道委、成立鄂皖工委，任命郭述申为工委书记的指示。会议决定把金家铺一带的零散部队和徐海东所率领的1个团加以合编，成立红二十七军，刘士奇为军长，郭述申兼任政委，全军辖2个师，共4500余人。

　　11月下旬，郭述申率领红二十七军主力赴黄安七里坪与鄂豫皖省委和鄂东各主力团会合，省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撤销鄂皖工委，恢复皖西北道委，仍由郭述申任道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编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郭述申领导道委先后恢复重建了赤城、赤南和六安等3个县委及若干工委、区委，并于1933年4月在汤家汇召开了道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重建和整顿了道区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工会、妇女、少共、赤卫队等群众团体。与此同时，郭述申等道委领导还以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为骨干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并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扭转了根据地溷乱的形势，使苏区人心逐渐安定，生産开始回升，以汤家汇、南溪为中心的皖西北根据地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

　　1933年4月，红二十八军一部留在皖西，主力转战鄂东南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并进行整编，以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红二十八军主力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留在皖西的部队和部分游击队组成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1933年6月，蒋介石调动1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郭述申领导皖西北军民开展英勇的反「围剿」斗争，採取了以外线游击与集中兵力伺机歼敌相结合的正确作战方针，屡屡取得胜利。可惜由于鄂豫皖省委执行了错误的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皖西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终失利了。10月11日，郭述申在南溪吕家大院召开皖西北道委会议，讨论了武装建设和斗争方针等问题，决定以红八十二师为基础，重建红二十八军，由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兼任政委。1934年4月，为壮大主力红军，鄂豫皖省委将红二十八军再次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郭述申兼任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鄂豫皖省委再次调郭述申返回皖西北，继续担任道委书记。郭述申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一次无条件地服从了省委的安排，离开红二十五军，重返皖西北，并迅速开展了巩固中心区，开闢和扩大边沿区的斗争。

　　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倖免于难

　　在郭述申1932年担任红二十七军政委期间，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在「肃反」中被杀，让郭述申心痛不已。刘士奇和郭述申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留给郭述申的印象很深。郭述申晚年回忆刘士奇时説：「红二十七军始终是在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部的领导下行动的，一切行动计划都是工委和军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的，就是在紧张的战场上，也是由军领导碰头研究的。即使是临战的当机立断，军长刘士奇都和我商量，有时来不及也在战后説一下。当时，虽然各项工作有分工，但领导同志间很注意徵求意见，相互尊重，因而大家思想比较统一，关係比较密切。特别是刘士奇和我，我们两个主要领导人从没有发生过分歧意见，没有互不通气的时候，相互间想到什麽，认为应该怎麽做都是毫无保留地谈出来，对其他领导同志也如此。」「他在领导红二十七军的转战中，是有功劳有贡献的，应给刘士奇同志以公正评价。」

　　郭述申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抵制省委内部肃反的「左」倾错误，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冒着个人遭受打击的风险，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1933年6月，郭述申到省委彙报工作，省委领导同志告诉他，在鄂东北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胡的爱人夏玉华在皖西工作，也是留苏学生，也是反革命。郭述申回皖西区后，经认真调查，认为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红军第三游击师政治部主任的夏玉华是红军里难得的女才子，群众关係好，对苏区贡献很大。郭述申便没有执行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将夏玉华保了下来。

　　1934年夏初，由鄂豫皖省委代表派遣到皖西北巡视工作的同志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认定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兼第三路游击师政治委员吴宝才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是「反革命」。郭述申和徐海东对此坚决反对，和省委巡视工作的同志发生了激烈争论。郭述申説：「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怎麽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他俩是反革命呢？」他和这位同志激烈争吵起来。

　　由于党内「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郭述申在工作中虽取得成绩，但并没有得到上级的肯定，反而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34年9月28日，鄂豫皖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错误地认定郭述申「缺乏残酷的複杂阶级斗争警惕性」，「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而且是「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鄂豫皖省委撤销了郭述申的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安排郭述申回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由高敬亭接任皖西北道委书记。随后，吴宝才、江求顺、夏玉华被杀。红八十二师副师长卢兴明，少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雷向前，中共赤南县委书记陈振松、赤城县委书记、第二路游击师政委吴代芬、第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声、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等先后被逮捕、处决。当时，红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也被打成「第三党」骨干分子，即将处以极刑时，全师官兵痛哭作保，才逃过一死，被罚到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

　　后来，郭述申自己也成为「肃反」的对象。他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后不久，又担任了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当时，团里没有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基本由郭述申承担。拐河战斗当天，敌人来势汹汹，该团战斗力较弱，仓促上阵。一接敌团长就带部队后退，战士们一时乱了阵脚。关键时刻，军长吴焕先与副军长徐海东及时发现，紧急调兵，採取果断措施，带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

　　1934年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及红二十五军执行党中央关于战略转移的决定，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郭述申也随队离开他战斗了五个春秋的大别山。在部队长征到河南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时，个别同志説拐河战斗发生军心动摇、队伍溃退责任全由郭述申负责，诬陷郭述申是皖西北「第三党」的领袖，要捕杀他。徐海东一听就火了，气愤地拍着桌子説：「説郭述申同志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你们这些人，把老郭同志整得还不苦吗？你们还想干什麽？把忠臣良将都害死？不干共産主义了吗？那才叫真正的反革命哩！」徐海东又去找政治委员程子华、军长吴焕先等説明情况，军领导一致同意徐海东的看法，才使郭述申倖免于难。郭述申后来每当回忆这件事都感慨地説：「那时候，杀个把人简单得好像跺脚踩死一隻蚂蚁似的。何况是在两军交战的火线上？一个领导人，无论大小，不明察秋毫，不调查实情，不倾听来自群众的意见，就是真正的没水平！海东堪为大将，恰是实事求是、合理合情处事待人的。我两次大难不死，海东是救命恩公啊！」

　　患难之中见真情。解放后，郭述申常常回忆起自己在鄂豫皖同徐海东患难共事的往事：那还是在1934年初的时候，红二十八军新重建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兵力又加强了。由于敌人反复「围剿」，搞「过梳子战术」，苏区的粮食都被抢光了，人民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兼红二十八军政委的郭述申却重病缠身，卧床难起，此时的党政军工作全部由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负责。由于斗争局势险恶，红军几乎天天行军转移，天天有战斗发生。为保障胜利，部队越精干、机动性越强越好。于是，不少人劝徐海东把郭述申留在地方上养病，以减少军队负担。徐海东坚决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説：「白色恐怖这麽厉害，哪藏得了道委书记？敌人悬赏取他人头！」徐海东一边部署党政军工作，一边亲自组织对郭述申的治疗，连每天抬担架的人选都亲自过问。郭述申十分感动，为了不成为部队的负担，他也几次要求把自己安置在地方，徐海东却诚恳地説：「留你在军中不是累赘，是主心骨哇！我还有事请示、彙报、商量啊！」在整个转战中，徐海东专门给郭述申配了担架队，他挑选了10名体质好的老红军战士与临时请的老百姓一起，负责郭述申的医、食、行、住和保卫，每次宿营，徐海东必去探望，还亲手给郭述申搭棚子防风雨。

　　徐海东逝世后，郭述申曾流着激动的眼泪对徐海东的儿子徐文伯等人説：「我那次大病之难未死，就是靠海东这样赤诚同心同德的好战友好兄弟啊！

     终生情係鄂豫皖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跋山涉水进入陕南境内后，建立以陕南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了使新区群众对红军有所了解，郭述申带领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在部队行军途中展开了颇具声势的宣传活动，书写了大量传单、佈告，宣传中国共産党的方针政策。每到一地，郭述申就同政治部的战友们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开展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活动，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配给农民，启发农民觉悟，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这些活动，为开闢鄂豫陕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5年9月，郭述申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9月15日，红二十五军作为工农红军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9月17日，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撤销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建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郭述申任陕甘晋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1月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6年6月，郭述申进入瓦窑堡的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担任第一科党支部书记。12月底，中央军委任命郭述申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接受任命后，郭述申率中央干部团从保安出发，到达前敌指挥部所在地云阳镇。不久，党中央又任命郭述申为红三十一军政委。

　　抗战全面爆发后，郭述申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他历任辽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郭述申在东北工作了十几年，历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旅大市总工会主席、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等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郭述申于1978年当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郭述申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1982年9月，郭述申列席了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由中纪委副书记退居二线。

　　1985年9月，郭述申从中顾委委员岗位退下来后，仍情係鄂豫皖，不顾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多次走访老区，出席革命烈士纪念活动，看望老红军和烈士遗属。1979年和1980年，他亲自为《立夏节烽火》和《皖西革命回忆录》两书撰写序言。1982年退居二线后，郭述申仍倾心尽力关心和支持党史、军史和革命斗争史的编写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回忆录和纪念文章50余篇，以亲身经历缅怀曾与之共同战斗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功绩。1983年初，郭述申对金寨县报送的「金寨烈士塔碑文」进行了细緻的审定。1984年，郭述申亲赴六安参加《皖西革命史》一书的审定会议，并作了指导性的发言。会后，郭述申又赴当年皖西北道委所在地金寨县参观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和烈士塔，看望老红军，并多次向陪同人员询问老区的经济发展情况。1987年和1993年，郭述申分别为《皖西革命史》、《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撰写了序言。

　　1994年7月14日，郭述申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

   

1939年夏，新四军第五支队领导人郭述申、张劲夫、罗炳辉、周骏鸣在江苏盱眙地区.

彭雪枫（左3）与徐海东、彭德怀、郭述申合影

郭在权

      

郭述申与少先队员合影于半塔集

    郭述申，1904年12月生，湖北省孝感县城关镇人。原名郭树勋，号耀珊，曾用名李振寰。1922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4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6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个人简历

　　贫民家庭出身。7岁进私塾读书，12岁到武昌读中学。

早年革命经历

　　1922年5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2月任学校学生会负责人。同年秋根据组织决定加入中国国民党，任湖北省党部宣传委员、党部执行委员。11月被选为各界团体组织的湖北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常委。同年冬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国民革命活动。1925年1月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4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五卅运动发生后，参加罢课，组织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10月退出共产党。

1926年春任许昌中学教员。9月北伐军占领汉口，先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秘书长、宣传部秘书长、武昌市党部主任委员。1927年3月被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常委、教育部部长，创办省农民协会合作社训练班，任班主任。筹办湖北省乡村师范学校，兼任校长。6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党团成员。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底任中共京汉路南段区特委书记，准备组织秋收暴动。11月领导农民武装广泛出击，支援了黄麻起义。

1928年春赴上海，同年夏初入中共中央主办的短训班学习。同年秋被派往中共河南省委，被省委任命为郑州市委书记。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员。1929年4月任中央巡视员。

1930年3月至9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鄂豫皖边特委书记，推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发展。9 月至12月任京汉特区行动委员会总负责人。同年12月至1931年2月任中共鄂豫皖特区临时委员会委员。

1931年2月至5月任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5月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省委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至1932年1月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1年9月至 11月任中共陂孝北县委书记。11月至12月兼任中共陂安南县委书记。

1932年1月至1934年9月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员会书记。参与创建和巩固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

1932年10月任中共鄂皖工委书记兼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七军政治委员（至同年11月），掩护红四方面军转移。同年底返皖西北地区，仍任中共皖西北道委员会书记，参与组建和重建红二十八军。

1933年10月至1934年4月任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领导军民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4月至8月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9月被错误处理，降职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1月随红二十五军长征，任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同年12月至1935年9月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4年，红25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1935年1月至8月兼任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五团政治处主任。同年2月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兼中国工农红军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政治委员，领导开辟鄂陕边游击根据地。5月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9月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中旬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同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参加劳山伏击战和榆林桥战斗。10月同中央红军会师，同年11月至1936年春任红一方面军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注重发挥政治工作威力，发动群众，瓦解敌军，团结巩固部队。决定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红旗》报上刊登红军三大纪律八大注意歌，促使这首歌在红军中广泛传唱。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6月至11月参加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任第一科支部书记。结业后留校任第二期第一科科长。12月底任红军前敌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春至8 月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7年10月至12月任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和群众工作。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任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书记，1938年1月至5月兼军事部部长。

同年6月至1939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部长。

1938年8月至1939年6月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委员。

1938年9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1月和刘少奇等由延安出发，前往河南确山竹沟镇。同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郭述申同志与1938年在延安与叶剑英合影

   1939年2月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做加强团结教育工作。同年7月至1940年8月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参与指挥半塔保卫战等战斗。参加开辟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

郭述申同志1939年在安徽淮南路西新四军五支队集会上讲话（叶挺军长摄）

郭述申同志1940年在淮南新四军五支队（右起：张劲夫、郭述申、邓子恢、周骏鸣、李世农）

1940年7月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9月出发赴延安。

1942年1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1943年5月任中央党校三部主任。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代表出席中共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

　　被派往东北地区。

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任中共辽北省委书记、辽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1945年12月至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委员。

1946年1 月至3月任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吉江军区政治委员。3月至5月任中共嫩南省工委书记兼嫩南军区政治委员。3月任解放齐齐哈尔攻城指挥部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解放齐齐哈尔市战役。同年5月至1947年5月任西满分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率土改工作队参加和领导土改运动。

1947年9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出版农村刊物《翻身乐》（现名《共产党员》）。

1949年6月兼任东北局大学委员会副书记。


解放后

　　1949年9月至1950年10月任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同月至1954年7月任中共旅大市委副书记，其间，1949年11月至1951年2月兼任工人委员会书记，1949年12月至1950年12 月兼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49年10月至1952年6月兼任旅大市总工会主席。1951年2月至1952年8月任旅大市总工会党组书记。1951年 4月至1955年7月任旅大市政协副主席。

1952年6月至1955年1月兼任中共旅大市委统战部部长，1952年12月至1955年9月兼任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曾兼任旅大区党委私人工业研究小组组长，东北区海员工会主席，北洋地区海员工会主席，旅大市抗美援朝分会党组书记，旅大市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2年12月至1954年6月任旅大军事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至1953年5月）。

1954年7月至1956年6月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书记处书记，1954年10月至1956年5月任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4年12月起）。

1955年7月至1964年9月任旅大市政协主席。

1955年9月任旅大防卫区第一政治委员。

1956年5月至1959年4月任旅大市兵役局政治委员。

1956年6月至1963年7月任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

1958年10月至1963年7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

1959年4月至1963年7月兼任旅大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8月至1964年4月任旅大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60年9月任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63年因在工作中抵制“左”的错误而被撤销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3月至1983年6月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12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八大代表，列席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十四大特邀代表。

1994年7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述收入《郭述申文选》。


关于旅大市：


1945年8月10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苏联红军进攻“满洲国”，进入并占领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三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军继续在大连驻军，并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
1950年10月5日，旅大行署区改为东北大行政区代管的旅大直辖市。
1951年，旅顺和大连两市合并，称之为旅大市。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市下设市的案例，类似于现今的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关系。
1954年6月19日，旅大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辽宁省辖市。
1955年，苏军撤离大连，苏联将大连及旅顺的主权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1年2月，旅大市更名为大连市，旅顺划为大连市旅顺口区。

郭在权

新四军第5 支隊政治委員郭述申

郭在权

新四軍成立江北、江南指揮部。

        1939 年5 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在安徽省廬江縣東湯池成立，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兼指揮，副指揮徐海東、羅炳輝，參謀長賴傳珠、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兼）、副參謀長楊梅生，政治部副主任張勁夫，統一指揮江北新四軍及地方武裝。

1939 年7 月，江北新四軍進行整編，以原第4 支隊第8 團為基礎，擴編成立新四軍第5 支隊。圖為支隊司令員羅炳輝與葉挺、郭述申、林凱等合影。

圖為葉挺、鄭位三等在江北指揮部所在地廬江東湯池合影。 右起︰葉挺、鄭位三、鄧子恢、羅炳輝、張雲逸、郭述申。

郭在权

1939年5月5日，叶挺（前右二）与张云逸（后右二）、邓子恢（后右一）、罗炳辉（前右一）、郭述申（后右三）等在安徽省庐江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张浩与徐海东（右）、郭述申（左）合影

郭在权

徐海东两次救郭述申

1934年初，红28军新成立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兵力又加强了。由于敌人反复"围剿"，搞"过梳子战术"，因此，粮食都被敌人抢走了。人民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大别山区的皖西北几乎整村整村的人饿死。偏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皖西北省委书记兼红28军政委的郭述申又重病缠身，终日不思饮食、卧床难起。这时的党、政、军工作，全由红28军军长徐海东承担着。

徐海东当时，斗争局势险恶，红军几乎天天行军转移，天天有战斗发生。为保障胜利，部队越精干、机动性越强越好。不少人劝徐海东把郭述申留在地方上养病，以减少军队负担。徐海东坚决不同意。他说："白色恐怖这么厉害，哪里藏得了省委书记?敌人悬赏取他人头嘞!"徐海东部署完成党政军工作，又亲自组织医治郭述申的病患，连每天抬担架的人选都亲自过问。郭述申十分感动，几次要求把自己安置在地方算了，不要让红军官兵为自己付出血汗代价。徐海东却诚恳地说："留你在军中不是累赘，是主心骨哇!我还有事请示、汇报、商量啊在整个转战中，徐海东专门给郭述申配了担架队，他挑选了10名体质好的老红军战士和临时请的老百姓一起，负责郭述申的医、食、走、住和保卫，每次宿营，徐海东必去探望，还亲手给郭述申搭席棚子防雨防露防晒防湿防敌，解放后，在北京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郭述申，回忆起45年前同徐海东患难共事的详情时，曾流着激动的眼泪对徐海东儿子徐文伯以及总参谋部政治部的同志们说："我这次大病之难未死，是有海东这样赤诚同心同德的好战友好兄弟啊!我那时的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与我几乎一个时期生了重病，他在鄂东，因没有人照顾，结果病死在天台山，我们讲传统。就要讲同心同德为了共同事业共手奋进啊年夏初，红25军从鄂东到了皖西北，实现与红28军合并会师。其时，省委的代表高敬亭视察工作，指责郭述申"肃反不坚决"，并从一个副营长的口供中说吴保才(皖西北游击司令员)、江求顺(政治部主任兼82师政治委员)两同志是"反革命"，郭述申不同意，当即被撤了省委书记职务。

　　郭述申去政治部担任过宣传科长，不久，又担任了224团政治处主任。当时，团里没有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基本由郭述申承担。发生拐河战斗的当天，敌人来势汹汹，团里战斗力较弱，又仓促上阵。团长张绍东又怯战，刚上火线，一接敌扭头就带部队后退。团供给处长一边退还一边喊："不得了了，赶快逃呀!"军长吴焕先发现后，同副军长徐海东紧急调兵，采取果断措施，带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才免于更大的伤亡。

　　长征到了独树镇，军保卫局长戴季英等人找徐海东研究捕杀郭述申，说拐河战斗发生军心动摇、队伍溃退责任全由郭述申负责，公然说郭述申是"反革命"、"第三党领袖"。耿直忠心的徐海东，一听就火了，气愤地拍着桌子说："说郭述申同志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你们这些人，把老郭同志整得还不苦吗?你们还想干什么?把忠臣良将都害死?不干共产主义了吗?那才叫真正的反革命哩徐海东怕戴季英一伙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听他这个副军长的话，立即又去找政治委员程子华、军长吴焕先等，军领导一致同意海东的认识，才使团政治处主任的郭述申幸免于难。

　　郭述申每当回忆这件事都诚恳地说："那时候，杀个把人简单得好象跺脚踩死一只蚂蚁似的。何况是在两军交战的火线上?一个领导人，无论大小，不明察秋毫，不调查实情，不倾听来自群众的意见，就是真正的没水平!海东堪为大将，恰是实事求是、合理合情处事待人的。我两次大难不死，海东是救命恩公啊！

郭在权

高敬亭是一位党内很有争议的人物，他曾误杀过不少自己的同志，而他最终又被自己的同志误杀。

高敬亭被杀原因 有其内部原因也有外因，个人认为，高被杀是因为他本人拥兵自重，不服从新四军军部调遣，不愿离开大别山，拒绝东进。排斥中央派去的郑位三、戴季英。得罪的人太多。高被杀的引子是其手下第7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东进途中叛变投敌。于是戴季英给高敬亭扣上了“反党”“反中央”“反革命”“有可能叛变投敌”“破怀抗日”等罪名并报告项英。项英又以“反党”“反中央”等罪名分别报给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参谋总部。中共中央不同意杀高敬亭，国民党回电要求立即杀高敬亭。项英接到两份电报又发电报给叶挺让叶立即处决高。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处决。1977年7月27日解放军总部发出通知认为高敬亭虽有错误，但功大于过给于平反。1980年4月被追认为烈士并将遗骨迁至合肥烈士陵园。

戴季英，高敬亭老乡，时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红军时期，就和高敬亭有矛盾。解放后任开封市委书记，因触犯刑法被关押2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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